赵丽明认为,在男耕女织、男尊女卑的旧时代,女书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几乎都是“三寸金莲”的缠足妇女,自称“君子女”。她们用这种女性专用符号工具,通过对身份、角色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获得自尊。
早期的女书作品,大部分其实就是女性自身传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时代,江永部分乡村妇女,尤其是著名女书传人,大多经历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坎坷,苦难深重,因而女书作品多为苦情悲歌。为了应对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她们借助创作、交流女书,倾诉、宣泄内心的痛苦,获取精神的共鸣和抚慰。
在《江永县解放十周年志》上,记者看到收录的女书作品写到“静坐空房把笔提,诉出苦寒传四方,哪个如同我一样,一生命苦诉不完……”这篇作品描写了作者丈夫当兵抗日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悲苦生活情境。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为女书题词说:“女书是妇女自我解放的第一步。”
“终身大事由父母,自己无权配婚姻。多少红颜薄命死,多少终身血泪流。女人过去受压迫,世间并无疼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一二从头写分明。”《女书之歌》道出了妇女创作女书的原因和作用。赵丽明认为,智慧和勇气使女书主人创造了自己文字,争得了书写自己的话语权,争得了一方展示自我的自由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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