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深山“玫瑰”，多彩绽放
文化学者季羡林曾说，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书传人笔下所描写的旧社会悲苦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写女书依然是女书传人倾诉、宣泄内心悲苦的重要方式。
“房中念想修书本，悲痛隐言做上书。我是蒲门何氏女，一世寒酸不显阳……”1940年出生的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少女时代曾参与女书活动，1996年其在广东打工的儿子突遭不幸，巨大的丧子悲痛激活了她的女书情结，她用女书感叹身世、疏解悲痛，此后写下了大量女书作品。
作为含泪蓄悲的苦情文学，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能读唱的诗歌文体，且广泛用于女性聚会的读唱活动中。在赵丽明等多位研究者看来，女性通过读唱女书这种独特形式，以排遣忧伤烦恼，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抚慰，因此女书传人大部分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群体意识，有着独特的精神追求和话语权觉醒。
“女书可以写，写着写着心就静了；女书可以唱，唱着唱着心就亮了。”在女书传人胡欣看来，学习女书就是一种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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