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到,合作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们接下来驱车从合肥到安庆再到岳西,了解被采过血样的农民,是否知道他们是在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作“贡献”。
在路上,汪岩接到我们安徽分社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省委宣传部有人向分社查问我们采访的事,好像有阻拦的意思。这位分社领导对汪岩说:你们好好调查,这个项目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目的地岳西县头陀镇在大别山深处。在路上,县医院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们,1996年是安医大在这里做体检,目的是“探讨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新模式,与徐希平和哈佛没有关系”。
可是他又说,当时以头陀为试点,抽了1400多份血样。
1997年,徐希平让他做哮喘病人的筛选,条件很严,要一家三代同堂,至少两代有病人的家庭才能入选。头陀镇只挑出4户。全县40万人口,只挑出50户。主任还给了我们当初体检时发给农民的“健康卡”和“知情同意书”样本。
到了头陀镇,我们提出找一户当时抽过血样的农民。
他们说,这些农民不住在镇上,最近的一户要走十几里山路,那里不通车。山高路远,雪后路滑,“你们上不去”。
我当时就有些犹豫,看向汪延。汪延患有心肌炎,走平路都常常会喘不上气。我觉得这样的山路会要了他老命!
可是汪延毫不犹豫而且很平静地说,你们找个向导来,我们走上去。不听听农民怎样讲,我们心里不踏实。
我当时非常感动。最后他们找来一位向导,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两个小时,到了松山村那位农民家。
这时我们赫然看到一条宽阔的车道直通村边,虽然是土路,但是走拖拉机完全不成问题。
向导很不好意思地说,可以开拖拉机上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我和汪延都没说什么。这些基层干部的担心,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们找的那位农民老汉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参加了两次“体检”。
他们每人有两本当年发的健康卡,分别记录了两次检查的项目。抽了血,第二次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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