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胳膊从一个小洞伸进布帘里,医生在布帘后面,看不见”。两次都给了误工补助,头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两包方便面——而NIH给哈佛项目的资助说的很明白,每个抽血人员的补贴标准是10美元。
第二次“体检”是有选择的,村里只有他们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儿子和外孙女,只要老两口和两个女儿去。他们愿意去,“因为大女的病情比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厉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疗”。
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只给了一个健康检查报告单。另外说老汉有高血压,给了两瓶降压药。
他们一家都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人给他们看过、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也不知道与哈佛的合作。
我们拿出给我们的那个知情同意书样本给他们念,他们听了,连声说,“不知道,不知道。”血样送到哪儿去了,他们也不知道。老汉记得签过字,不过是为了领误工补助。
回到合肥,与哈佛合作的中方负责人、安医大一位教授还是说,当年在岳西的体检是他主持的,与哈佛的项目“没有关系”。
那“不是为哮喘来摸底”,而是“基线调查”,“基线调查是预调查”,“主要是看老百姓对合作医疗的恢复是否满意”。
我们问这位教授这个调查是谁资助的?他说“是卫世项目(即卫生部与世界银行搞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项目)的钱”。
我告诉他,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有记录的。他马上改口说,不记得钱是哪里来的了,因为“也没花多少钱”。
为什么搞合作医疗的调查要抽血,而且要抽两次,而且第二次专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他答不上来。两次调查有什么结果,有没有研究报告?他依然是“不记得”,只是一再说,“那是个很小的课题”。
回到北京,我们询问了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答复是,世行在中国从没有资助过需要抽血体检的卫生项目。
从安徽回到北京,我收到了安医大生物医学研究所、岳西县医院办公室主任等同时发来的四份传真,主要内容是说岳西县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的两次“体检”都“与哈佛大学无关”。
如在岳西县,支喘课题是1997年9月9日签定的协议,所以9月前的地方工作与哈佛大学无关。
这也是我们安徽调查一个很奇葩的地方:凡是你发现的问题,就会有各种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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