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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深山“玫瑰”，多彩绽放

“她拿出了4篇歌本作品，我们将其中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抄录下来，并和她一起翻译成汉文，同时又请她照着本子进行演唱，并录了音。”宫哲兵回忆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有382行，2674字，有300多种不同的字形，他当时就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符号，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字。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文化考察后，宫哲兵带着收集到的资料赶回武汉，并通过所在院系的专家将其研究成果带到北京，请古文字研究领域相关专家鉴定，初步认定这是一种文字。1983年，由宫哲兵撰写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上，女书自此声名鹊起，成为学术界热点。在学者的努力推动下，女书也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这样评价女书及其发现：“女书，是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这个发现，带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阵惊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女书重新被学术界关注，使得江永县成为热门调研基地。一时间，国内外学者、民间爱好者等涌入江永县，原本偏僻封闭的山村出现了外地人和外国人。然而，在女书“人死书亡”的传统下，研究者开启了一场寻找女书传人、收集抢救女书原件的“赛跑”。其间，不乏女书资料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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