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思美也认为,“拜登面临更严重的社会分裂问题,他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他的基建投资方案承载了更多的责任”。
“罗斯福新政是一个正面案例,拜登想效仿、学习,但是罗斯福的领导力是很强大的,那时美国也比较团结,国家处于上升期,整个社会是昂扬向上的氛围。之后美国经历了50年的低迷。半个世纪积重难返的问题都堆积到拜登这里,而拜登是一个弱势总统,他的政府凝聚力较弱,能调动的资源也有限,所以两位‘医生’不一样。另外,两个时期的美国像两个不同的‘病人’,上世纪30年代是个年轻的‘病人’,如今是个走下坡路的‘中老年人’,尽管用了同一味药,但效果不一样,有时反而因为身体太弱,承受不住药力而出现副作用。”王鹏分析。
王鹏认为,长期来看,基建会推高政府债务,也不排除对私人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甚至会抵消公共投资的积极效果,但是如果美国能解决交通、港口运输等瓶颈问题,还是会提升美国经济的发展。
(责编: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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