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台湾旅行法》在内,近期几张“台湾牌”事实上主要是国会而非特朗普团队最先策动的。而葛来仪等智库学者和国会关系密切,且在无法进入决策圈之后,国会渠道成为其影响决策的最重要途径。于是,CSIS等智库大力炒作美台关系等议题,对特朗普政府提出各种相应建议、呼吁,可为相关法案造势,增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之下,国会和行政部门、建制派和特朗普,在视中国为战略对手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使在方法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过去是国会长期友台、较为反中,常常对行政部门施压。而现在,特朗普自己有针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加之近期博尔顿(John Bolton)等友台派进入决策圈。如此一来,“台湾牌”成为建制派和特朗普“皆大欢喜”的交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达成合作。
因此,这种由美国智库、国会牵头,再由政府回应(看起来被动、消极)的模式,很可能长期持续。特朗普可以不把自己绑死在台海问题上,却有充分的出牌空间。
台美双方形成“抗中”默契
一个巴掌拍不响,蔡英文当局在无力解冻两岸关系的处境下,在对外政策上几乎全面倒向美国。目前特朗普执政之下,美国与盟友关系出现波动,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对中国态度转好,台湾对美国区域战略的价值得到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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