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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民，从工位中解脱

他们曾在10平方米的房车里共处48小时，一起吃饭、工作、睡觉，潘诗宇感觉“空间局促”，通过做瑜伽解压。

频繁移动还带来了漂泊感和某种孤独。由于停留时间短暂，丁锋每次在一个城市遇到新朋友，所聊话题都雷同，“关系无法深入下去”。后来他们放弃房车，选择居住在公寓或社区。

为了结交新朋友，张乐从2018年开始随身携带一个飞盘，每到一个新城市，就在当地社交网站上发帖，组织飞盘活动。他还报过语言、烹饪、艺术类课程，参加过旅行团。有的国家的人不会说英语，他很难交到本地朋友。

“ANDCO”“Remote Year”是美国两家为远程工作者提供服务的市场机构。两家机构2018年发布的远程办公调查报告《The Anywhere Office》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把“孤独”列为远程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张乐说，很多数字游民的移动频率会越来越慢，从几天换一个地方到几个月换一个城市，最后选择2-3个地方长住。

有的游民家庭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张乐和“游牧夫妻”都没有孩子，但他们见过一些数字游民，有的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有的让孩子在家上网课，还有的让孩子在雨林生活，接受生态教育。

潘诗宇和丁锋曾探讨，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不走主流教育路径，孩子是否能适应主流社会。他们还没有答案。

张乐说，数字游民常常要面对来自“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挑战，“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于‘非主流’”。他回家后，常被亲戚追问挣多少钱，何时生孩子。

他也曾纠结，在地质学领域已钻研多年，转行做内容是否有些可惜。但他觉得，人应该做喜欢的事情并创造价值。

张乐记得在马来西亚看野生人猿保护基地时，遇到一个奥地利人。对方每年放假都来这里看人猿，来了10年了，记得每一个人猿的名字。这名奥地利人启发张乐，“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不要跟着别人的指引走”。

丁锋对一对美国夫妇印象深刻。这对夫妇只带1000美元就开始了房车旅行，中途经历了撞车、孩子早产，一度山穷水尽。但他们坚持了下来，穿越了十几个国家。他们靠表演流动艺术、教瑜伽、当外教挣钱，并将此视为一场“连接世界”的行为艺术。

“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有非常强的使命感”，这让丁锋思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张乐正在写一本书，想向更多人介绍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

（责编：薛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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