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意味着生产关系的介入,会让双方建立起一种长期而复杂的依存关系。
在这种依存关系下,“分手”带来的沉没成本,谁都无法接受。
日本的照相机,中国说禁就能禁,但要禁了丰田、本田,广汽、一汽听了都得昏过去,谁都担不起这个后果。
所以,投资关系一旦建立,起码就能维持几十年甚至更久。
比如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日资在全球买入大批资产,现在日本海外资产高达十万亿美元,全球第一,这样的家底再吃几代也吃不完。
又比如我们在非洲搞基建投资,就是为了深度参与非洲的开发并获得先手优势,我们在非洲投资建立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样的红利我们能吃多少年?
这才是国际关系中不容易被替代的深度依存。
再多说两句最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依存。
在科技人才上的依存,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彼此高度信赖,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只有欧盟之间可以勉强做到。
比如全球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欧盟各国出资建在瑞士的地下,各国共同维护,科研机构一起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由于在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分歧,我们基本和发达国家不可能建立这种层次的关联了。
所以,建立资本上的依存关系,就是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的关键。
中欧之间的投资规模,已经在100亿美元左右徘徊多年了。
去年,我们对欧盟的出口金额是4278亿美元,但直接投资金额只占到2.5%。
我们总说加强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要加强世界第二三经济体之间的互相赋能,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很显然,中欧之间想要更进一步,只靠贸易的独轮走不了太远。
更何况还有美国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在其中制造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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