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成为参议员后,“busing”问题便是他面对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考验。当拜登宣布参选时,便有媒体问他对busing问题的看法,拜登给出的答案非常圆滑,巧妙地回避了问题。
他首先强调,busing问题是一个“pony issue”,是一个虚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回避了背后真实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白人不乐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
言下之意,拜登暗示,仅仅通过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学区的学校就学,无法真正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接着话锋一转,表示讨论一个假问题根本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
可见,拜登给出了一个符合当时自由主义左派道德立场的回复,又没有触怒那些投票给他的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拜登这颗1970年代的政治新星,果然一出道,就显出了不一样的圆滑城府。
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这个busing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回到1954年,看一个今天被写入美国官方历史教科书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这个案子的争论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这个判例在当时美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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