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无论其个人还是身边的保守派成员,如来自“茶党”的的梅多斯、蓬佩奥,都倾向于从“正义vs邪恶”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认为出了问题中方应负“全责”,应做全面让步,他们不相信通过对话可以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也不相信中美人文交流有什么意义。
拜登身边的政策顾问多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机制构建、战略对话和选择性合作的意义,至少愿意与中方进行战略对话,甚至进行某种程度“相向而行”的努力。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的当下,这对于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继续坏下去,可谓意义重大。
总之,作为更为传统的政治人物,拜登更有可能平衡其竞选时不友好的涉华言论和执政后经过全面权衡的对华政策实践,更有可能综合考虑影响中美关系的多种议题,更有可能兼顾美国贸易自由派和保护主义的利益诉求,更有可能全面评估总统顾问们提出的不同政策建议,这些都会使拜登的对华政策不是单一议题化和充满极端措施的,而是相对平衡和可以预测的。
(责编:孟向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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