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拜登的对华政策受美国竞选政治的影响相对要小。
过去几年,对华贸易施压以达成美国追求的贸易协议,占据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主要部分,这与特朗普从执政起便着手巩固基本盘,严格兑现竞选承诺以寻求连任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拜登与特朗普不同,蓝领工人尤其是因为自由贸易而失业的工人对他的选情的影响较小,相应地,他通过对华贸易战来维系蓝领工人对其支持的政治动力远没有特朗普那样强烈。
对华贸易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会综合考虑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包括支持中美贸易的利益集团,如农业游说集团、美国商会、美国零售业联盟等的诉求,从而使其政策总体上趋于温和。
而特朗普与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如钢铁企业代表迪米科就是其竞选团队成员),其对华贸易政策基本是为迎合这一集团以及蓝领工人的政治诉求而制定的,在空前规模的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基本没有考虑过美国商会、零售业和农民等利益集团的诉求。
四、拜登及其团队作为决策者,在个性和风格上都更为开放、包容和具有同理心,也更愿意在谈判中作出适当的妥协,与笃信“极限施压”的特朗普团队颇为不同。
特朗普无论其个人还是身边的保守派成员,如来自“茶党”的梅多斯、蓬佩奥,都倾向于从“正义vs邪恶”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认为出了问题中方应负“全责”,应做全面让步,他们不相信通过对话可以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也不相信中美人文交流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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