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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何出卖国家最高机密，沦为“叛国贼”！

《教育》杂志在当时介绍引进，

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堪称他“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他从日本回国，

当时他已经意识到，

救治国家绝不是空言所能济事，

必须从“改良政治”入手。

于是他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

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

可这工作做了才三个月，

他就甩甩手不干了。

这个月的从政经历，让他认识到，

命是革了，

但新的政权根本不懂怎么管理国家，

此时国家急需的，

是必须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

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

对当政者施以监督和影响。

他说：民主国家所需要的，

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

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在其本身上，

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

他决定，要以评议政治的方式，

来参与政治活动。

孙中山邀他加入国民党，

他没有同意；

梁启超组织统一党他也没参加，

但他一人为政治却扮演着多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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