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大家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
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物资,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
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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