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曾经很久之前流行过的那句话,任何问题最终都是体制问题。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各个国家的表现出来的不同治理能力和方案偏好,都是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些结构当然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异,但是,如果人们都热爱生命,都希望能够从新冠病毒面前尽可能地拯救更多人的时候,显然,还是需要达成某些必要的共识,以及进行共同的协调努力的。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特定场景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顽固坚持帕累托最优,为了防范疫情不肯短暂调整任何个人自由的、绝对化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新冠疫情的整体需求,可能是难以完全适应的。
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思考约束边界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通过主权国家以及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充分发挥的问题。如WHO专家组组长在中国指出的,新冠病毒迄今为止,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没有疫苗,但是中国确实发挥出了非技术手段的作用,有效的控制了疫情。这就是人和技术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如果只是两手一摊,优雅地躺下,被动等待特效药和疫苗的突破,人命就是直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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