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更让人多少有点惊讶的,是当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出现显著的流行迹象时,美方的总体应对策略,实在不像有一个多月缓冲期后的表现:控制言论,不发表精细的、统一化的数据,没有足够的核酸测试盒,设置严苛的检测标准,夸大测试范围的时候不知道事先准备好足够的测试能力,无法落实有效的居家隔离。当初武汉/湖北对团拜会等的蜜汁热爱,在美国表现为对与竞选造势相关的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不离不弃。
需要说明的是,这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一个久远的命题,就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啥区别的问题。美国的实践,甚至湖北武汉的某些实践,都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尊崇,甚至是偏执的尊崇。在程序正义的情况下,生命的损失不过是一种令人惋惜但却无可奈何的代价罢了,这就是隐藏在那句反复出现的“死亡率低“,那个反复出现的百分比数字”2%“,以及那个烂熟于耳的比喻“就是个大号流感“背后的真正含义。
这种含义,体现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体现了马尔萨斯通过各种方式调控人口的主张,呼应着灭霸打个响指恢复宇宙生态平衡的理念,却唯独和人们从2000多年前就有的,过上善的生活的美好梦想,没有太大的关系。当对个人政治利益,以及所谓金融市场信心的关注,压倒了对于人的生命安全的关照时,这种已经迷失了的程序正义,将不可避免的迎来自己的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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