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史实表明,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可视为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它与同盟会前此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
(二)思想上,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下进行的。著名的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在他的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中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后指出:“此即吾国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义之泉源也,呜呼盛矣!”
在革命宗旨上,共进会虽然将孙中山所提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但它毕竟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即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宗旨。而文学社虽然其成员大多不大关心政治问题,认为革新政治是同盟会的事,但其宗旨则仍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
起义后,由革命党人孙武等起草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在总则第一条首揭革命宗旨为“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随后发布的《内务部关于保存实业的告示》明确宣称:“谋将来实业之发达,而筹民生主义之进行”。
这表明武昌起义完全承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在革命方略上,武昌起义的一些重大决策,基本上遵循了同盟会《革命方略》。按照该方略的规定,起义后新政权的国号采用了“中华民国”的名称,政府的名称则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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