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现象具有社会性时,也就涉及社会治理问题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农村留守儿童身上,也推出了一些办法。前不久,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透露,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这是方方面面重视的一个侧影。但总体来说,整个社会在留守儿童问题上,还是说得多做得少,用真情、出真招、见真效的举措尤其少。如果把这些办法生搬硬套到城市儿童身上,显然属于“小师傅出乱拳”。
我们不必对留守儿童进行严重程度的划分,不必纠结到底是城市留守儿童问题更严重还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更严重。当我们讲儿童是花朵时,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泛化概念,而是指向每一个儿童。这提醒我们,对城市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务必同样重视,同样对待。当然,城市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各有特点,既有共性的原因,也有个性的元素,需要研究不同,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努力做到一人一档案、一人一办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城市留守儿童并非矫情的议题。客观地讲,留守儿童不是现在才产生的,但在社会大流动的背景下,因为一些体制机制的束缚,现在表现得尤其严重。这其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城市留守儿童问题也不容小觑。而预防孩子“生长痛”问题,既需要父母穷尽努力,也需要社会尽力而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和社会的希望,“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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