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针对特定DNA种族的生物武器已出现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作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60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至1969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冒险的领域……，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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