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
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
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盘活西南战略作用的关键在交通,其中通往云南的线路被毛泽东列入优先考虑。
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
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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