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是他的顶头上司,但相较于63岁的坎贝尔,43岁的沙利文,算得上是后生辈了。
两人在希拉里时期就共事过,对中国有着类似看法。
2019年9月,他俩曾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没有灾难的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中国共存》,阐述了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理论。
还有同属希拉里派系的拉特纳。
他在国务院时就是坎贝尔的下属,负责中国事务,现在是坎贝尔创建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执行副总裁。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多次联合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
拜登当选后,拉特纳被普遍认为会继续进入拜登政府工作,因为他2002年就开始为拜登工作了。
除却这两位关键人物,坎贝尔在外交界的门生众多,即使在特朗普时期也遍布国务院各大部门,他的外交理念对美国外交界影响较大。
麦凯恩和其他共和党议员也经常向坎贝尔寻求有关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建议。有一次,麦凯恩即将前往新加坡,坎贝尔就强烈呼吁麦凯恩在中国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压力之际,在台北停留以表支持,麦凯恩当场同意。
第二是知华。
活跃在智库这些年,坎贝尔一直将中国和亚洲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影响力最大的,要数2018年他和拉特纳合写的《思虑中国》,当时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是否失败了的中美学界大讨论,王缉思、约瑟夫·奈、芮效俭、托马斯·克里斯滕森等学者均参与其中。
《思虑中国》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论断: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后的对华政策,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没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能力”,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但坎贝尔和拉特纳不同意像遏制苏联那样对待中国,而是建议更加现实些。
在日后的文章里,坎贝尔延续了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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