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05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责编:孟向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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