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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官二代”感慨：中国的官威太盛了！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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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责编：孟向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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