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读博期间,她彻底明白了,
那时核子物理研究的成果,
只会帮助军方和资本家改进杀人武器,
这完全违背她奋发学科学的初衷。
而她也意识到不闻政治,
所谓的“纯科学”是并不存在的,
科学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但什么人掌握它,
它就会为什么人服务。
在如此大时代背景下,
科学攀登之路,
让她开始困惑与迷茫。
就在这个时候,
哥哥韩丁以及好友阳早,
对她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
哥哥曾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
目睹了重庆谈判,
他发现中国人民的希望在延安。
好友阳早,也在中国延安生活过,
他曾卖掉美国的农场来中国,
只为亲眼看到毛泽东改变的世界。
阳早送了很多进步的书籍给她,
有美国黑人的、印地安人的,
还有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史,
以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
她被身边最亲的人烙上了中国印,
后来她又读到《西行漫记》一书,
也深深地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一切的一切,
都让她勇敢地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去那个充满理想的东方国度,
亲眼看看小米加步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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