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事实上,从湖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开来以后,蒋超良等时任湖北和武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即因为其应对疫情不力等而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最高领导人在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讲话中提及自己1月7日即就疫情进行过指示,1月22日即曾对武汉果断采取一切措施切断传染途径有过指示,分别为湖北和武汉党政官员撇清了瞒报和武汉“封城”责任,但问题远比这一表面现象复杂得多。
比如当疫情持续扩散,1月23日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时,湖北仍然动作迟缓迟至24日才启动,更为糟糕的是,23日武汉“封城”从宣布到执行8小时内30万流散各地;比如一直没有定论的新冠肺炎“零号病人”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蒋超良的执政能力——临场决断和协调能力等等无疑是有相当问题的。这一银行金融出身,曾经以研究货币金融政策著称的“金融党委书记”的确没有经受住这场公共危机事件的考验,甚至显得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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