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我所了解的情况与这种说法不同。我所了解的情况如下:八十年代初,我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主席的社会思潮。在这股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有少数学者以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为依据,认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比正常年景“多死亡了1600万人”,他们中有一些人混淆“多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以此为依据认为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1600万人左右。
在1980年国内有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向国外透露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数据。在这之后国际某些势力敏锐地觉察到我国国内的这一动向。
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兴趣。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sley J.Coale(科尔)教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宣布中国在1958年—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2700万人左右。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1984年7月10日特别为科尔这一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都报道了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李成瑞先生指出,
【“美国有关当局在Caole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匆忙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书中缺乏科学根据而提出的中国曾发生高达2700万人‘超线性死亡’的敏感性数字,显然是包含了抹黑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企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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