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日本政府官员的大野键一黑田东彦回忆,《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防止出口减少导致的经济下滑,日本开始减税1万亿日元,同时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还补增了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日版8万亿刺激措施)。
从1986年1月起,日本银行又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1987年的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释放出了大量的资金。
到了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繁荣景象,有了通胀隐忧,美国马上提高了利率,美元进入了加息周期。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其它自由市场国家如果不跟进,这对资本来说,将意味着有巨大的套利空间,可导致没有跟进国家的资本外流,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萧条,其威力不是一般的大。
当年,那些拥有Old money,了解美国玩法的英、法、联邦德国等经济体,看到美国加息,马上就进行了跟进。
然而,日本面对战后的经济腾飞,想得比那些拥有Old money的国家更多一些,日本觉得应该借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风口上搞经济结构调整,走出一条自己的特色道路,将日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
面对这样的“好机会”,当时的日本经济官员坚持认为,要想扩大内需,其关键就在于以低利率来刺激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此来减少储蓄。后面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大量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兑现缓慢的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马上可以兑现的楼市、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 年1月的约13000点上涨到1989 年末的约39000点,上涨了大约3 倍,同期日本的地价也上涨了约3 倍(确定才3倍?简直是呵呵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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