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记载了他执政23年的“语录”,在23年执政中,前18年44次公开承认错误。你们能想象资本主义国家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次公开承认错误吗。这44次是有文字记录的承认错误,其中有4次是发布“罪己诏”。
中纪委网站登了文章,说魏征多次提诤言对国家强大起了多大用。唐太宗自己说,贞观之治,功在魏征之诤言。魏征能够不断提出批评和意见提醒我,所以我才能把国家搞好。
有个故事说,唐太宗要派一个经济“巡视组”去看京城干部腐败不腐败,有人建议,别人不行,只能由魏征负责,唐太宗一听就反对,说,如果魏征走了,谁每天能提出我错在哪儿?他对魏征依赖到每天不听魏征批评日子都不好过的的地步。
他对批评的需求很强。这是一种领导能力。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一个领导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强盛,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这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强调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原因。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成就。但这件事分两面说:成就是领导的,问题也是领导的。科学的态度是一个理论一定是两面都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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