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赫赫的丁盛将军被开除党籍到底“冤不冤”？
最后的关怀 最后的遗憾
1998年8月，为讨还政治清白而坚持斗争、苦苦等候的丁盛，忽然得到北京一位老友传来的喜讯：丁盛的老首长、“两案”审判时担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的黄火青，决定亲自出面请求为丁盛平反，要丁盛立即赴京，面商有关事宜。丁盛兴奋不已，立即和妻子赶往北京。
抗日战争末期，丁盛曾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黄火青是党校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黄火青曾兼任热河军区政委，丁盛是热河军区下属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稍后，黄又任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丁盛是这个军区的一个旅长。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专做地方工作，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对“两案”进行审判时，他被指定为“特别检察厅”厅长。在认真看了对丁盛的起诉材料后，他认为证据不足，建议不要把丁盛列入起诉名单。但是，他的意见被否定。
见到关心自己的老首长，丁盛格外激动。黄火青是一个律己甚严而又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家，他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屋子里摆的还是几十年前公家配的旧家具。这年他已是98岁的老人。
黄火青简单地问了丁盛的一些近况，便很快转入正题。他说，虽然他已很久不工作了，但是还一直记挂着丁盛的问题。他对丁盛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争取使丁盛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他给丁盛出了个主意：当时正值印度进行了核弹试验，又在中印边境炫耀实力，丁盛曾在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战争，对中印边境地区和印军情况比较了解，不妨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个报告，先对加强中印边境战备建设提出建议，然后再顺便提出自己的申诉。报告由他转呈，他也写个报告，提出对丁盛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併上报。估计这样比较容易引起领导人的重视，有利於问题的解决。
丁盛随即按照黄火青的指点写出报告。考虑到报告的文字不宜太长，丁盛对加强边境战备建设问题写得比较简略，而另写了一份《对当前中印边境斗争的几点建议》，作为报告的附件。丁盛在报告的申诉部分，扼要地谈了他当前的困境，“今年85岁了，右眼失明，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亢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伴又是一个老病号，动过5次手术。多年来，全靠子女和战友们接济生活。”他恳切表示，自己“热爱党，热爱军队”，“希望能回到党和军队中来，在有生之年能解决党籍军籍问题，并提高一点生活待遇”。
报告呈上去了，因为是黄火青具名，军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请军委纪委调查了解情况后处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调查清楚？有多少程序、过场要走？需要多少时间？谁也说不清。在北京是等不起的。
丁盛夫妇只好又回广州等候消息。
等到1999年1月，丁盛在北京的那位热心的老友终於来信了。跟5个月前的情况相反，这是一封让丁盛洩气的信。这位老友的信一开头便写道：“两次请你们来京，事情都没办成，我实在感到歉疚，对不起故人。”事情没有办成，是黄火青让他身边的人通知丁盛这位老友的。据黄火青的身边人说，“黄老自己也感到难受，他（黄火青）说，‘今年办了两个人的事，都没有办成，感到对不起丁盛同志’”。黄火青原想先争取使丁盛恢复党籍军籍，但是最后得到的答覆却是：“案不能翻，生活可以适当改善。”话说到这种地步，黄火青也无可奈何，只能慨叹“谁知结果是这样”！黄火青还得到通知：军委领导人的批示已形成文件，发往广州军区，屆时有关部门会找丁盛落实批示精神。这位老友最后劝慰丁盛夫妇想开一点，“保持身心舒畅，至於历史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谁又能封住后人之口？！”
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心情怎能舒畅？不过，有人劝慰丁盛：政治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能先改善一下物质生活也好，物质待遇提高了，也有助於消除或减少一些人对丁盛的政治偏见。丁盛认为这意见不无道理。
但是，又等了半年，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7月11日，我又帮丁盛分别给黄火青的身边人和丁盛在热河时的另一位战友写信（先前那位老友到美国看望留学的女儿去了），反映了这一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丁盛还没等来北京的正式答覆，便突然病倒了。8月26日，他因高烧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院诊断他患了肺炎。虽然按上面规定他只能住师职干部病房，但是医院方面对这位老司令员还是尽可能给予适当照顾；同时，丁盛的长女丁力是他所在科室的负责人之一，更使他得到许多慰藉。
丁盛住院后体温一直不退，但他精神很好，头脑清晰。9月初我去探望他时，他表示对治疗很有信心。其实，他对病情的凶险还是有所了解的。他曾对丁力讲，他知道，朱老总就是得他这种病去世的。也许正因为他有了这种不详的预感，他和自己的亲人谈了许多平时他很少讲的往事与人生感悟。他说，如果他不参加革命，不过是一个放牛娃，所以，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晚年他虽遭不幸，但是令他感到宽慰的是，过去的战友们都关心他，信任他；来到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工休人员都尊敬他，照顾他；自己的子女都很争气，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他也看到有些过去的熟人，现在见了他不大自在，有的人甚至和他“保持距离”，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他理解人家的心情，要体谅人家；但是，对有人劝他“看淡一点”，他却说：“这话看怎么理解，如果是劝我不要消沉悲观，我赞成，如果是劝我认错认罪，那就是是非不分了，我没有的事，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绝不能承认，不存在看重看淡的问题！”他对有关方面迟迟不处理他的问题，感到很不理解。他知道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时间的优势不在他手里，他陪不起，拖不起，常常为此焦急。但他坚信，只要是共产党，迟早总会给他平反。
9月22日，在几十年的战争环境中体力严重超支，最后20年又备受屈辱，早已心力交瘁的丁盛，病情急剧恶化。医院把包括锺南山院士在内的广州几位著名专家请来会诊，最终仍无法挽救他的生命。9月25日，丁盛与世长辞。在丁盛弥留之际，他的妻子孟文虹和子女们曾给军委主要领导写信，报告丁盛的病情，并请求为丁盛平反，让这个一直心在共产党、心在军队的老战士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自然，这封信也没有结果。
困惑与反思
丁盛去了，他怀着莫大的遗憾去了。斯人虽逝，却留下了一串令人困惑、发人深省的问题。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丁盛究竟为什么遭难？很多人认为，丁盛是在劫难逃。他长期在林彪、黄永胜领导下工作，在衡宝战役中率孤军插入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为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立下大功，受到林彪嘉奖，以后又继黄永胜之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这些原本辉煌的历史，当毛泽东把林彪视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之后，对丁盛就很不美妙了。1971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负责人时，曾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係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话绝不是随便说的。丁盛不该忘记，当时华国锋就在现场，他是以善於揣摩、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而著称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大批原四野干部受到审查、处理，但因毛泽东曾讲过丁盛、刘兴元的好话，才使他们躲过一劫。然而事实证明，像他们这种经历的人，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长沙被接见的广州军区丁盛、刘兴元、卜占亚三人都被陆续“补课”，无一幸免。所不同的是，刘、卜被划入“林彪反党集团”，而丁盛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四人帮”分子。为什么要把丁盛和“四人帮”弄到一起？有人认为，这是形势使然，斗争需要，符合“大方向”。这样有助於深揭和坐实“四人帮”图谋掌控军队的野心。更何况丁盛在大军区司令员中资历浅，他在南京又是个“外来户”，只要上面给他定性、点名，不愁众人不一拥而上——当年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少奇无不如此，概莫能外。也有人说，丁盛这人说话、做事太冲，不会拐弯，不懂韬晦，有些人（当然不是一般人）早已对他不满，他却浑然不觉。他挨整是早晚的事儿，但绝没想到他会成为“四人帮”分子，这可真是……
最早把丁盛“端”出来时，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他（丁盛）的话有记录可查”；以后，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也说，丁盛的“罪状”“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不管丁盛本人或他的亲属如何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却始终不肯拿出为丁盛定罪的任何证据。这不仅使丁盛和他的亲属不服，许多关心此事的局外人也深感诧異：既然丁盛不肯认罪，又申诉不断，何不把证据亮出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既可让丁盛老实认罪，又可教育广大群众！
丁盛不断申诉，有关方面多数情况下不予置理，当不得不答覆时，则说：上面有“精神”，为了保持安定团结，凡是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已作过处理的，一律不再处理。这就奇了，且不说“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种提法本身就很不正确，是一种极左政治术语，关键是这两次“路线斗争”情况极为複杂，谁敢保证件件处理正确？倘若错了，为什么却“一律不再处理”？不是讲“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吗？不是讲“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吗？不是说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新的“凡是”就是金科玉律，冒犯不得呢？至於说什么“安定团结”，岂不知物极必反，不平则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明知有问题而置之不理，只会增加动乱因素，何来安定团结！
丁盛的遭遇令许多老干部为之不平，更有人为之奔走呼籲，虽然收效甚微，却让丁盛深受感动，得到莫大宽慰。这些人几乎都是已离休的无权者，因而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尽管可能反映民意，却未必能引起重视。而一些当权者，则对此事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冷漠的态度。特别是有几位丁盛当年的部属，在丁盛申诉的后期都位居要津，他们对丁盛的基本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也应该看到丁盛的申诉材料。他们确实无权为丁盛彻底平反，但也绝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然而，可能是为了避嫌，他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这是否也是中国特色？
尾 声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提倡“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丁盛是个有公民权的人，一生又出生入死、竭智尽忠，为共产党打江山，自然应该为他开个追悼会。经过请示，有关方面答覆：主要由亲属办理。既开追悼会，就得发讣告，布置灵堂。讣告和灵堂的横幅该如何称呼丁盛？亲属按惯例拟写“丁盛同志”，不料，过去对丁盛的申诉或者没有反应，或者反应慢得出奇的有关方面，这次却反应奇快：不能称同志！为什么？没作解释。那么，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决定书”并没宣布剥夺他的军衔，可否称为将军？也不行！丁盛是1930年的红军，他出事之后南京军区只是宣布“命令”他“退出现役”，并没说开除军籍，称老红军总可以吧？答覆还是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