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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 古今纵谈

2017年9月6日,昌平区公布大运河文化带和历史文化地标建设重点项目清单。大运河的源头白浮泉遗址将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腾退,占用遗址的龙山度假村年底前整建制移交区政府;明年启动对白浮泉遗址、都龙王庙、龙泉禅寺的修缮,复建白衣庵和古戏楼,再现当年的“一泉三庙一楼”景观,并规划建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让现代人有幸重现当年的“一泉三庙一楼”景观;还能穿越历史,细细品味京杭大运河的古韵古香和历史文脉传承,或许还能顿悟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

不信的话,我们就从古代京杭大运河谈起。

在我们的记忆力,仿佛一提到京杭大运河就会想到隋炀帝,其实北京的运河开凿最早可追溯到秦朝,辽金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京杭大运河,贯穿中华文化2000年,纵横南北3000里,打通了中国南北重要经济走廊,对于促进国家统一和文化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隋炀帝贯通大运河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南北货物的运输,南北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比过去更加方便快捷。因此,大运河的北方终点,随即变成北方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也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再加上人才、文化交流的便捷,当隋炀帝把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定在如今北京南部的河北涿州时,原先并不很重要的蓟燕、渔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和中心。元朝改变了隋炀帝大运河的走向。隋炀帝的大运河绕道洛阳,呈现一个巨大的夹角。到元代被截弯取直,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路程,洛阳、开封从此远离大运河,北京(元大都)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洛阳、开封。北京由于处于大运河的终点,真正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规律:谁占据北京,谁就拥有中国。于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可以震慑北方游牧民族,还能控制南北经济节点。